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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陆袈仁 | 文·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最近医疗圈反腐巨浪汹涌。
网上统计落马的大院长大主任已经百个。疫情三年,不少医护人员让老百姓铭记“他们为我们拼过命”,但如此多的大医生集中被查让人诧异。
医腐损害了老百姓多少正当利益?医腐的根源是什么?每个人都去看过病,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。
就此问题,浮现在我脑海里的第一件事,是我“涉嫌”多用了667块医保的“腐败未遂”小事件。
事情的开端是今年初我需要去做肠胃镜检查,因为2021年我切过肠子上长的息肉,需要定期做胃肠镜复查有无复发。
我先去了就近的一家大三甲医院,姑且称之为“张三医院”。“张三医院”由外国传教士创始于100多年前,是我家周边5公里仅有的两家三甲医院之一。网上预约好消化科,几乎不用排队,过号取号,向医生说明要做无痛肠胃镜,然后去付费。
付款总费用1966块,我只用微信付了691块,剩下医保账户都付了。无痛肠胃镜要全麻,医保没报销的主要是麻醉相关费用。付完钱感觉获得感满满:差不多2000块的东西,只付了不到700块,感觉和抢了150块的红包一样。到此为止,一切过程非常顺利,丝毫没有感受到就医难。
我乐呵呵地去窗口预约检查时间,却开始大惊失色。窗口说预约要排队到3个月以后,转到5公里外的“张三医院”分院则是下周就能做。
这几年,尽管受疫情影响,“张三医院”本院还是规模扩大了一倍,边上盖了好几栋楼,怎么还是人满为患?
于是有了我的第一个观点:供给不足是就医难的主因。掌握稀缺供给的人,容易腐败。根治腐败,国家得加大投入。国家投入不足的,让民营医院来投,放开收费让市场机制解决供给问题。
我等不了3个月,一块息肉弄不好3个月长好几毫米,癌变了咋办?我也不甘心去分院。分院的技术水平肯定不如总院(尽管我知道这是一种偏见)。所有人生病后都想找最好的医生、最好的医院,不想多等一分钟。奈何医院不是餐馆,想换哪家换哪家;病人不是上帝,医生才是控制着见上帝早晚的人。
中国人遇到困难,总想到找人托关系。我在金融圈工作,药企为了自己的股价,要经常路演。我翻了半天朋友圈,找到了还算相熟的药企王总。王总说,我给你推荐到“李四医院”去,“李四医院”也是公立三甲,不比“张三医院”差,一周之内保管你做好。
我说谢谢王总,下回我找“赵六券商”的医药首席喝一杯,笑谈要把股价推一把。券商首席推荐股票的运作模式,大概和药企向医院推介药是一样的。前者为了股价,后者为了卖药。都得请客吃饭做公关。
不出所料,给王总打完电话的第三天,我就在“李四医院”约到了第五天去做肠胃镜,效率杠杠的。在“李四医院”,我发现消化科人不多,顺口打听了一下排队的朋友,他们不找关系也能在几天内约到肠胃镜,因为这家医院的特色不是消化科。
另外,“李四医院”所在的区,人口不多,所以不会排队3个月。医院有类似商业地产的属性,经营好坏取决于位置和人口。
以前只知道医院科室分三六九等,肿瘤、骨科赚钱,不赚钱的科室要想尽办法拉病人,医生待遇也堪忧,对不起医学生寒窗苦读得来的最高的高考分数。医院和医生并不全是吃香喝辣,各有各的苦衷。
若不是王总介绍,我真不知道有如此人不多服务又好的宝藏医院。在B站上讲刑法爆火的罗翔老师有个段子说:李诞对杨幂说给她讲个笑话,结果杨幂没笑,李诞的行为构成什么?构成搞笑未遂!
我的段子是:我找了王总托关系,初衷是“走后门”,走后门的法律用语是什么?恐怕就是“腐败”!后来我发现“后门”不是“后门”,只是不知道有这个正常的“门”,王总也没送钱给医生。但按罗翔老师的说法,我有主观故意走后门,说轻点算“找关系”未遂,说严重算“腐败未遂”!
于是,我的第二个观点:普通人距离行贿和腐败的距离不远,开始许是一般的人情世故,最终落入陷阱,必须警钟长鸣。
在“李四医院”付钱的时候,一桩怪事出现了,我可能还涉及了打引号的“套用医保资金”。我发现前面在“张三医院”,麻醉相关费用不报销,但换到了“李四医院”,麻醉费竟然也几乎全报了。
“李四医院”涉及费用一共1829块钱,总价比“张三医院”少了137块,我要另付现金的只有24块,而不是原来的691块。
换个地区,换个医院,同样的肠胃镜,竟然少付了667块“大洋”。对老百姓而言,做肠胃镜就是肠胃镜,没什么区别,为何如此大不同?若说用的药不一样,总价差137块尚可理解,但为什么个人医保少支付了667块呢?
医疗领域信息不对称严重,哪怕是做胃肠镜这样一个“标品”,消费者都很难找出两家医院的区别。
医院是典型的“低频消费”,和医院打交道的事儿,大部分一辈子就那么几次。谁会货比三家、没事计算哪个医院便宜100块,去拼多多找人砍价?
因此,我要修正第一个观点:医疗不存在充分竞争的客观条件,市场化不能解决医疗的全部问题。
更需要深思的是,我研究了很久,到现在还是搞不懂为什么“张三医院”和“李四医院”差了667块钱医保支付。这只是简单的付钱问题,若换作其他复杂的医疗技术问题,我搞不懂,大妈大爷们更搞不懂。
比如补牙,人已经躺椅子上了,张着嘴痛苦着,医生才问要什么材质的补牙材料,美国的1000,德国的1800。你问德国的好在哪里?医生说瓷性好一点。这个时候,谁能淡定地躺在手术椅上,掏出手机百度10分钟,检查一下医生说的美国的是3M还是别的厂家,德国的瓷性好对牙有什么好处,为什么没有国产的?但凡是人,不用1秒钟就决定了:医生说啥就是啥。
因为信息不对称,患者在医院面前是100%的弱势群体。医院的权利够大,医生有绝对的权威,是导致二者腐败的基础。
有了腐败的基础,如果缺乏制度监督,就要考验人性的贪婪了。
尚在疫情期间,我家人早期筛查发现乳腺癌。我纠结半天,这么大的病要不要找关系,要不要送红包。最后发现通过正常的挂专家号,也找到了全国最好的专家团队,医生态度非常好。
红包准备了,医生一分不收。
手术顺利完成后,问专家要不要做防御性化疗。大专家用非常朴素的语言说:根据成千上万个病友的经验,你这个情况不做化疗没问题。“成千上万个病友的经验”,就是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海量数据和专家的经验。
大专家怕老百姓听不懂什么是论文,以为论文是纸上谈兵,故而用大白话“千万病友的经验”把医学逻辑说清楚了,且让人瞬间信服。
他说:“如果你不放心,可以再做一个检测,这个检测有点贵,其实没必要做。”大专家素不相识,想着替家属省钱,春风化雨。我们全家非常感激这个医生团队。
最近回老家,碰到一个退休的产科医生大姐。老家地方不大,就两个医院。她说她退休后坐出租、买菜、商场买点小东西,经常碰到有人不要她给钱,说他们认识她,家里孩子是她接生的。大姐完全不记得这些质朴的人们。大姐也很感动。懂得感恩的人都很感动。
检验坏人的标准是等他权力丧失之后,人人喊打还是人人感恩。
医生大V阿宝发文说:“医疗领域反腐,受害最大的是一线医务人员。”不可否认,少数医务人员确实从这个腐败链条中分了一杯羹,但这个腐败链条从一线医务人员身上吸的血更多。
有个新闻说:某院长吃回扣涉案3000万,虚增药物设备价格计入医疗成本,这个毒瘤被割除后,该医院的群众就医成本明显下降。统计数字显示,医院近5个月的住院次均费用下降20%,人均就医成本下降1400余元。
看完这段因果关系论述,我实在不敢认同。
我虽不懂医院经营,但从朴素的商业逻辑就可推导:人均就医费用和科室结构、就医人数等各种因素相关。如果不讲治好病,不讲医务人员的水平、付出和待遇,单纯费用下降就是医院的主要功绩,那是不是病人去医院看病了,用最便宜的药,把患者全打发走的医院,老百姓在这家医院的就医成本最低?如果基层工作人员怕被腐败,再不担着身体的疲倦和被刀砍的风险,再也不敢救死扶伤,那将是社会的悲哀。
我最糟糕的就医经历是几年前被一个医院误诊为癌前病变,差点把我吓成癌症。一个年轻的医生给我开了一堆药,让我吃六个月。其实根本没有严重到要吃药的程度。
我查了论文,此种癌变的机会非常小。理论上说,每个人都处在缓慢的癌前病变过程当中。当时那个医生就是想多开药赚钱。
这回到了人性的问题。一个人如果手上有极大的权力和信息优势,同时又有很多人把钱送到你的面前让你权力变现,坐怀不乱,一般人难以经受这种诱惑。1万不动心,10万不动心,100万不动心,1000万不动心,一个亿动心了。人性经不起测试。
在我们的文化当中,“关系”是商业游戏的万能妙药。在商场上,会碰到很多经营关系的人,大吃特吹特权的印钞能力。加上数千年形成的对权力的摩拜,社会似乎形成了两条公理:
第一、聪明人要善于通过关系来赚钱;
第二、不送钱不搞定关系则赚不到钱。
认可此两条公理的人,想尽办法用各种金钱和诱惑来腐蚀当权者的人性。
久而久之,不同流合污的人,反而变成了清高的另类,眼睁睁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独自清平;想赚钱的更多的人则自甘堕落滑向了腐败的深渊。
这是中国商业文化的悲哀。
作者:陆袈仁,作者同名公众号陆袈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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